8月21日，记者从丰都县城出发，山路蜿蜒，驱车爬上双路镇莲花洞村的山头，转而又盘旋而下，穿过一片李林，跨过一道小桥，在一个叫中登沟的地方，寻到了丰都籍抗战英雄刘厚忠故居——刘家院子。

房屋虽大部分已经倒塌，但还有一处角落保留着从前的样貌，黄土墙、黑瓦片，周围长出了一片新生植物，几棵大树绿荫如伞，枝繁叶茂。

刘德成（左）向记者介绍刘厚忠居住过的地方

89年前，刘厚忠正是从这片屋檐下出发，带着老师们播下的火种，一步步走向延安，走向抗日救亡的战场。

1917年11月，刘厚忠出生在刘家院子里。父亲作为丰都县城名中医的声望已让刘家衣食无忧。

为了让子女接受教育，家族长辈特意请了一位陈姓先生在院子里开设私塾，刘厚忠便是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学生之一。

刘厚忠1972年在南京长江大桥

双路镇莲花洞村四组村民刘德成是刘厚忠的族兄弟，如今还住在院子里。当问及关于刘厚忠的情况时，刘德成竖起了大拇指：“厚忠哥是抗日英雄，是刘家的骄傲！”

“厚忠哥小时候可不是个‘安分’的学生。” 刘德成笑着回忆，长辈们常说，刘厚忠脑子活、胆子大，上课总爱偷偷琢磨新鲜事，为此挨了陈先生不少戒尺。

有一次刘厚忠挨了打，不服气，当晚就写了首俏皮诗贴在先生的房门上：天上有个麻老鹰，地上有个陈先生，教书不专心，专打孩子们。可陈先生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笑着对刘厚忠说：“你这孩子，脑子灵光，就是心思没全用在学习上。”

旁人都看得出来，先生实则内心很器重刘厚忠，不仅教他书本知识，还经常给他讲外面的世界，讲共产主义思想。

“先生知道他聪明，说他是块干大事的料。”刘德成说，这份“器重”，让陈先生成为了刘厚忠最早的革命思想启蒙老师。

后来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刘德成从长辈那里听到了刘厚忠离开丰都的消息。可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甚至连他的父母都未曾告知。

刘厚忠（右一）与其夫人（右二）1950年合影

“他母亲只知道他要离家去远方，没有路费，特意卖了家里的一些蜂糖，换得的钱给他当盘缠。后来才知道，曾经大家眼中的‘调皮’娃娃居然是去延安抗日救国了。”刘德成说。

在去延安之前，刘厚忠曾于1936年考入丰都县立中学，在那里读了两年书。这两年，是刘厚忠抗日救亡思想逐渐坚定的两年。

丰都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蒋少荣介绍，那两年，刘厚忠和同学们在进步教师的指引下，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：成立学生自治会；募集寒衣支持抗日战士；周末组织抗日宣传队，到乡里宣传演讲，让乡亲们知道日寇来了该怎么办。

县立中学学生刘厚忠（二排左二）

为了进一步凝聚抗日救亡力量，进步青年们发出倡议，希望在当时县城各中学（县立中学、适存女中、平都中学）组建“学生救国联合会”（简称“学联”）。作为县立中学的积极分子，刘厚忠主动承担起牵头任务，他手写了一份申请，递交给国民党县党部，还联合适存女中、平都中学的学生，开了三次筹备会，约定在县城民乐园召开成立大会。

可到了开会那天，国民党县党部的答复迟迟不来。

“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根本不想批。”刘厚忠在手稿里写到了当时的情况。

当时有同学急了，说：“不批，我们也要成立。”大家便硬着头皮在民乐园挂起了“学联成立大会”的横幅。

可意外还是来了：适存女中的代表没来，原因是她们的老师被国民党县党部约谈，不准学生参会；县立中学的老师匆匆赶来，劝大家别硬碰硬。最终，这场满怀热血的成立大会，在一片遗憾中草草结束，“学联”也成了热血青年们“未完成的心愿”。

“学校告诉我们，我们被国民党县党部认定为学生中的‘捣乱分子’。”那时刘厚忠真正明白，有些路，不是靠热血就能走通的，要救国救民，得找一条真正能行得通的路，奔赴延安便是那条路。

根据县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刘厚忠手稿记载，在他的中学阶段，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很大，并且给予了他较大的帮助，分别是董维藩、朱芳淮、朱泽淮。

董维藩的语文课总像“故事会”。这位能同时教数理化的“全才”，常给学生讲“一二九”运动中北平学生的英勇事迹。“董老师经常约我们在名山后面的一个破庙里开会。”刘厚忠回忆，庙里没桌子，大家就坐在地上，听董老师讲抗日救亡的道理，他说：“青年人要敢担当，国家有难，我们不能躲。”

刘厚忠故居

1938年，刘厚忠和几位同学决定去延安，董维藩知道后，没有阻拦，反而连夜写了一封介绍信。

朱芳淮本是适存女中的英语教员。在讲课之余，他自然而然会讲到共产党的主张，讲大众哲学。让刘厚忠记忆深刻的是，一次课堂争论中，面对质疑者的嘲讽，他猛地一拍讲台，用英语嘶吼：“I struggle for the cause of the labouring masses（我为劳苦大众的事业而奋斗）！”

“他当时又用汉语重复了一遍，语气特别坚定。”刘厚忠在手稿里写道，那一刻，他再一次深刻明白了“信仰”是什么——是哪怕有人反对，也敢大声说出自己的追求。

最让刘厚忠念怀的是朱泽淮。在刘厚忠的记忆里，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，话语深厚诚恳，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。他不常给学生们上课，但总在课后找进步青年交谈，把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。他总说 “延安有一群人，在为老百姓的好日子奋斗”，这句话照亮了刘厚忠等进步青年前行的方向。后来，在大家离校去陕北前，他也给刘厚忠一行写了介绍信。

1938年6月2日，刘厚忠和5名同学揣着两封介绍信，踏上奔向延安的路。当天正是农历端午节，长江边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，大家都在心里暗自欢喜：“这是乡亲们在给我们‘送行’哩！”

奔赴延安的路，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刘厚忠和同伴们躲过国民党的封锁线，穿过连绵起伏的大山，靠干粮和野果充饥，走了整整一个月，才终于抵达陕北。

在陕北，刘厚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先后在陕西安吴青训班、延安抗大学习，后来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。

可战争的残酷，很快让他尝到了失去的滋味——同行的几位伙伴，有的在执行任务时负伤牺牲，有的在根据地因不辞辛劳患病牺牲。每次想起他们，刘厚忠都深感惋惜，可惜他们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。

此后的岁月里，刘厚忠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本分。抗战胜利后，他接连投身解放战争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。那枚伴随他多年的党员徽章，始终别在胸前最显眼的位置，如同他一生不变的信仰，在岁月里熠熠生辉。

2020年，103岁高龄的刘厚忠在上海与世长辞。记者多方寻访，未能找到太多关于他抗战经历的细节，他几乎没有向家人、同事炫耀过自己的功劳。唯一留下的，是厚厚一叠手稿，里面反复出现这样一句话：“党是伟大的、亲切的，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他的儿女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做了一些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，这是应该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