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邱小权

电视里正放着《归队》，镜头扫过，“代人写书信”五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。我的心忽然被什么撞了一下，时光倒流四十年，回到了那个纸墨生香的秋天。

那是一九八一年秋，我正好上初三。放学后回到家中，满地坝的稻香四处飘扬，陈干妈坐在我家门槛上搓麻绳。夕阳穿过她的银发，在泥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陈干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比我奶奶小两岁。干爸因与我家同姓，按辈分，她叫我奶奶为二孃。她家中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大儿子与三儿子是石匠，二儿子参与贵阳铁路建设，四儿子在家务农，四个儿子都不识字。早年她常与二儿子通信，而我们队在外工作的人特别多，全队不识字的老人给亲人写信，全靠我父亲代劳——他是村里唯一留在家中的初中生，还教过书。

父亲将我唤到堂屋：“今天，你干妈要给你二哥写信，由你来执笔。”桌上早已铺开信纸，一支新买的英雄牌钢笔，汲满了墨水。

“给你二哥说······”干妈一边搓麻绳，一边说道，“土地全部分到户了，我这老太婆，也分得一块好田，全靠你大哥和小弟帮着耕种，今年收成好得很。”她的方言软糯如刚蒸熟的糯米糕，每个字都冒着热乎乎的烟火气。

我工工整整地写，笔尖在信纸上沙沙作响。父亲坐在一旁卷烟，在烟雾缭绕中慢吞吞地说：“把我们队分田的事写详细点，你二哥最挂念这个。”

干妈忽然停下手中的活说：“再说说我们队里的事。吊脚楼你五叔家的细么妹出嫁了，嫁妆不少；上院子你大毛兄弟结了门好亲事，全队人都羡慕不已；下院子董大叔家生了对双胞胎，满月酒那天热闹得很。”她的眼睛忽然亮起来，“这两年，对门李大叔、李二叔的儿子都结婚了，薄大叔、王四叔的儿子相继成家，隆家五兄弟也都成家立业。我们生产队添了十几户人，总共有两百多口，在公坝开会时，好热闹哟······”

最让人唏嘘的是，干妈压低声音说：“我们家屋后的罗二，还记得吗？他应该比你大两岁，两年多没回来了，他的老婆都哭瞎了眼睛，还有你二孃也走了······”

我笔尖在信纸上顿了顿，抬头看见父亲眼中复杂的神色。他轻声说道：“照实写吧，让你二哥知道家乡的真实光景。”

李队长的事更要细细说。干妈解开缠在手腕上的麻绳：“今年开春选队长，大伙儿都说该换年轻人了。李队长自己年纪大了，也愿意让贤，说分田到户了，该让懂种田的人带头。新选上的胡队长是高中生，正领着大伙一边发展生产，一边修建光明大堰的引水渠呢。”

写到隔壁堂妹的婚事时，干妈的语气变得柔软：“腊月十八是你堂妹的好日子，她对象当过兵，现在在齐心小学教书。若是能请假，务必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喝喜酒。你堂妹还总念叨，小时候二哥最疼她······”

我把在学校学的修辞都用上了，将干妈的口述写成一篇声情并茂的家书。写到最后，忍不住添了几句：“母亲鬓间又添几多白发，仍天天下地劳作。虽说身体硬朗，终究是六十几岁的人了，远游之人岂能不挂念？弟盼兄常寄家书，以慰慈母之心。”

父亲看完信，久久不语，最后只说了“长大了”三个字，却比我任何一篇作文的评语都珍贵。

干妈不识字，却坚持要我逐字逐句念给她听。听到“母亲鬓间又添几多白发”时，她用袖口擦了擦眼角：“读书人就是不一样，把我这老婆婆的心思都写尽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到乐家邮局寄信。墨绿色的邮筒像一只沉默的巨兽，吞噬着无数人家的悲欢离合。看着信封滑入筒内，我忽然懂得父亲为何说代笔是修功德——我们书写的何止是家常里短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纹理，是农耕文明最后的风雅。

四十多年弹指而过，那个需要代人写信的时代早已落幕。可每当我提起笔，总会想起那个秋天，夕阳透过木格窗棂，在信纸上切割出明暗的界限，我坐在光明里，书写着那些属于别人的、沉甸甸的人生。

而今，干妈已作古二十余年，收信的二哥也当了祖父。听说那封信他一直珍藏至今，纸页虽已泛黄，字迹却依然清晰。那些用笔墨定格的乡愁，比任何现代化的通讯工具都更长久地温暖着一个游子的心。

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，带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。

但总有一些情感，需要慢慢地写，细细地读，深深地藏。

就像父亲说的：“急话要慢说，家书要细写，因为有些话，一辈子只能说这么一次。”

（作者系县作家协会会员、副秘书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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